11月26日，习近平在到山东荷泽视察工作，在与荷泽市县主要负责人座谈时，他给市县的书记们念了一副对联：“得一官不荣，失一官不辱，勿道一官无用，地方全靠一官；穿百姓之衣，吃百姓之饭，莫以百姓可欺，自己也是百姓。”他说，封建时代官吏尚有这样的认识，今天我们共产党人应该比这个境界高得多。习总书记不仅要求官员们把这个对联当成自己履职尽责的“镜子”，而且还要有所超越，至于达到什么“境界”，这确实是值得官员们深思的东西。

　　这副对联来自“神州大地绝无仅有的历史标本”——河南内乡县衙，是这座衙门博物馆里三省堂上的一副楹联，也是博物馆的“镇馆之宝”。康熙十八年，高以永到内乡上任，据说他上任之初，看到内乡百废待举，便在内乡县衙三省堂上写下了这副楹联。在内乡的九年，他夙兴夜寐励精图治，真正做到了青史留名。《内乡通考》有这样的记载：“高以永，广开垦，除匪盗，其有造于内乡者甚大，宜其崇祀名宦也。”

　　这副楹联与宋太祖的“戒石铭”大同小异，都是要求官员要自警慎独不逾矩，要从政以德时刻恪守为官之道。但揆诸史乘，清官确实屈指可数，有人籍此认为整个王朝史就是一部腐败史，这虽然有点夸张，但在皇权专制的体制下，清明的时代往往昙花一现，更多的时候是纲纪松弛政风日下，腐败成了兴衰更替的动力，这也是开国皇帝们总是把“反腐败”当成“第一把火”来烧的原因。

　　王朝的兴衰更替告诉我们一个道理，道德是靠不住的东西，如果不把权力关进“笼子”，就无法杜绝“虎患”。也正是这个原因，习近平在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强调：“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、不能腐的防范机制、不易腐的保障机制。”窃以为，习近平在荷泽对市县书记的期待，无疑是让他们超越古人的“境界”，那就是必须在“笼子”里履职尽责。

　　党的十八在以来，贪官落马的速度明显加快，这说明多年来已经形成了巨大的腐败存量，原因是并没有把权力真正关进制度的“笼子”。早在2007年，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报纸《学习时报》第397期刊载题为《为反腐倡廉提供制度保证》的文章认为，党的十六大以来，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，反腐倡廉工作基本实现了有法可依，反腐倡廉法规制度体系初步形成。吊诡的是，十八大以后落马官员的腐败大部分发生在2007年以后，这说明尽管有了制度，但权力仍然我行我素，“笼子”成了中看不中用的摆设。而要解决这个问题，必须从制度上着眼，否则反腐败就是“割韭菜”。

　　制度这个“笼子”之所以中看不中用，就是因为它的“钥匙”掌握在权力者的手中。我们发现，无论是纪检系统还是检察机关，它们都受同级党委和人大的规制，这样的体制不过是个花架子，自己拿自己问斩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。要改变这种状况，就必须让权力交出“钥匙”。十三届三中全会的《决定》对纪检和检法的体制做了调整，其目的也在于此。

　　早在今年1月23日，十八届中央纪委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在京举办，王歧山在这次学习班上指出：“要深刻认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、复杂性和艰巨性。坚持标本兼治，当前要以治标为主，为治本赢得时间。”这表明中央已经决心从制度入手，而《决定》的改革思路也证明了这一点。

　　让权力交出“钥匙”并不是一劳永逸的事情，要保证让权力在“笼子”里履职尽责，还必须让人民看守住这个“笼子”，这就需要保证人民实施监督权，否则反腐败永远不会取得实质性的成果。而要做到这一点，不仅需要自由的媒体，还要保证人民有“免于恐惧的自由”，建立严格的监督人保护制度。在此基础之上，让权力在阳光下远行，并建立官员财产公示等一系列制度，从而让监督有的放矢。

　　“勿道一官无用，地方全靠一官”。它强调的是皇权时代官员的作用。现代社会对权力的边界有严格的界定，这本来就是“笼子”的应有之义，如果超越了权力应有的边界，那么这种行为就应该被严格禁止；“莫以百姓可欺，自己也是百姓。”它告诫官员要有所敬畏，权力来源于人民，这是普世的政治伦理。道德建立在常识之上，良心是道德的体现。康德说：“良心是一种根据道德准则来判断自己的本能，它不只是一种能力，它还是一种本能。”

　　李永忠教授在解读十八届三中全会《决定》时，将有关反腐败的内容总结为“三管两让一入笼”。“三管”就是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；“两让”就是让人民监督权力和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；“一入笼”就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。但这终归是一种框架性的东西，如何落实才是关键。当然，如果按照这个目标迅速推进，制度反腐还是大有希望的。

　　把权力关进“笼子”是一个渐进的过程，而在这个“笼子”没有完全打造成型之前，官员们必须有所敬畏，“莫以百姓可欺”。不仅要时刻自警慎独，还要主动接受人民的监督，坚守政治伦理，这也许就是制度完善过程中为官的境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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